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对夯实复苏基础、创造新增需求、增加就业以及改善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几年中，一些国家在加大基建投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来看，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进展依然缓慢。据我观察，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设施投资存在比较严重的供需不匹配，并由此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 \r\n从需求面看，据经合组织（OECD）测算，未来20年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巨大，大约有55万亿美元。其中，欧美发达地区（每年的投资需求超过5000亿美元）集中在老旧设施的改造、更新和升级，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7000亿美元的投资）则主要用于新增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人口和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需求。 \r\n从供给面看，目前全球的资金流动性是比较充裕的。发达国家的低利率政策，促使大量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基础设施等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收益的资产，许多非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开始纷纷将资金从低收益债券转移到基础设施类资产，而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r\n然而，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流向了发达国家的成熟资产和一些棕地（Brownfield）项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始终难以得到满足。不仅如此，由于大量资金扎堆角逐有限的成熟资产，也使该领域的市场竞争变得愈发激烈，资产估值水平不断攀升。此外，受多种因素影响，近期一些发达经济体的监管政策出现转变，投资者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未来即便是投资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资产，投资难度也在增加，投资者也趋于谨慎。 \r\n下一个阶段，为有效应对和解决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难题，我认为大家应当着眼于政策支持和机制创新这两个方面。 \r\n首先，各国政府要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发达国家的法律和监管体系相对更加成熟和完备，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政府应当维护公正有序的竞争环境，适当放松市场准入和监管限制，简化审批，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避免受到本国投资保护主义或政治因素的干扰，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则要努力营造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加快法制建设，建立健全配套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体系，加大对投资者基本权益的保护。 \r\n与此同时，目前虽然许多国家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状况，直接投资的力度有限，但在某些方面还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譬如：可通过结构性减税或为银行贴息等方式来鼓励基础设施投资，这可以增加就业和制造业税收，节省失业救济开支，在保持财政政策中性的同时，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r\n此外，在绿地（Greenfield）项目投资方面，政府也需要尽快转变思路，创造良好条件，积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新的领域。例如，对可经营性项目建设，政府应加快推行市场化经营与使用者付费；对非经营性项目，政府可考虑采取“影子价格”和适度补贴等手段，将其转为经营性项目，必要时可对投资者的部分收益做出保底安排。 \r\n其次，各国应当努力推动多层次、多领域的投融资合作机制创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走出一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新路径。在通过财政投入和私人资本参与的同时，政府也应当积极利用商业银行贷款、政策性金融支持、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及多双边金融机构援助等多种渠道，灵活运用基金投资、股权和债权等多种投资方式，形成“国家投资、市场集资、企业融资、利用外资”的良好机制。这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发展迅速的重要经验贡献之一。 \r\n当然，各国在未来需要立足本国国情，推动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譬如：公私合营（PPP）的合作机制可以推动政府联合国内外机构投资人形成股权投资结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在欧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未来，PPP机制应当在其他地区得到大力推广，并积极拓展其适用的领域。 \r\n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国际资本应当有所分工并加强协作。尤其是多双边金融机构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如果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主权担保或软贷款，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参与其中。 \r\n此外，中方近期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想。这是促进各国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一个重要举措，也很可能是未来亚洲各国推动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性安排。 \r\n最后，我想借本次会议的机会再次倡议，各国政府应当始终对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长期机构投资者，保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特别是在未来全球流动性收紧甚至发生逆转的情况下，长期机构投资者将继续发挥市场稳定器的关键作用。 \r\n中投公司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一员，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一些基础设施投资。未来，我们愿意与各国政府和投资机构加强交流，深入探讨潜在的投资合作机会，譬如联合多个主权财富基金开展基础设施银团投资等，为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继续贡献一份力量。 \r\n（作者是中投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学东，本文是根据作者 2014 年2月21日在G20议程澳大利亚会议上的主旨发言修改而成。） |
